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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遇由外部环境赋予变成由自己去创造
当前，国际局势正发生变化，不公正、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难以维系，甚至出现“有限全球化”、逆全球化甚至去全球化的一些特点。
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稳定住了，世界其他方面的区域冲突、小冲突都是可以管控得住的，不会对整体的国际格局造成太大影响。
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，强调的是要抓住机遇，这意味着这个机遇是外部环境赋予我们的。现在，中国其实已经强大到可以自己创造机遇了。
郑永年：改革开放初期以来，和平与发展就一直是世界的主流趋势，也一直是中国对国际局势的判断。当前，国际局势正发生变化，甚至出现“有限全球化”、逆全球化甚至去全球化的一些特点。世界发展的趋势是会恶化还是会向好？全球主要经济大国在其中发挥关键的主导作用。
近年来，一些国家卷入了外部战争。尽管这些冲突是区域性的，没有连成一片，但无论如何，仍深刻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。与此同时，无论是在西方世界还是在发展中国家，一些国家内部还出现了一些不稳定迹象，内部矛盾增加。西方主要表现为全球右翼势力的整体抬升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经历着各种社会运动。
湖北日报全媒记者：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外部冲突或内部矛盾，背后的根源是什么？郑永年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，作为全球化的引领者和技术创新中心的西方经历了普遍的繁荣。但随之而来的是，这些财富落入了极少数人的口袋，收入差异越来越大，社会分化越来越明显，失去了一个健康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公平。
一方面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一些发展中国家，内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，带来社会不公平，会导致冲突和混乱。
另一方面，全球性的经济不平衡，还会导致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公平。一些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得到了发展，另一些国家不仅没有得到发展，反而成为全球化的“受害者”，继而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。
湖北日报全媒记者：您分析的这种世界大势，在未来五年是否会发生好转或出现其他改变？中国如何在全球动荡变化中保持定力？郑永年：我个人认为不太会有巨大的改变，其中存在很多不确定性。但如果和“十四五”时期中国所处的世界环境相比较，未来五年，不确定性里又有确定性。
“十四五”时期，中国面临的“黑天鹅”事件实在太多。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，对中国发起贸易战，拜登政府期间，美国对华贸易战变本加厉。还有新冠疫情、俄乌冲突、巴以冲突、印巴冲突等等，都是没有预料到的。
未来五年，俄乌战争什么时候结束，暂时安静下来的区域冲突是否再次爆发，一些国家的内部矛盾能不能缓和，我们都无法知道。相比“十四五”时期，可以确定的是，已经存在的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，随时有可能出现新的变化，但是，无论从心理上还是政策上，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，有定力、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。
郑永年：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，中美关系的走向会影响整个世界格局和世界秩序的重构。虽然中美之间未来会发生什么，难以预测，但这其中的确定性无疑是存在的。
未来五年，有将近四年是特朗普的任期，且往后看，特朗普对美国内部政治的影响力可能还会延续。
在特朗普第二任期，迄今，中美两国已经经历了几次较量，彼此其实更加熟悉。美国政府认识到了中国的强大，也对中国更加了解；中国对特朗普政府也更加了解，在多次坚定的回击中越来越自信。拜登政府时期，美国对华政策采取的是从意识形态、地缘政治和经贸科技领域三条战线同时进行围堵。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，“三条战线”很大程度上被浓缩为经贸科技这条战线。
在经贸科技领域的博弈中，中美双方的互动留下了很多启示：站在特朗普政府的角度，这是可以“交易”的领域；站在中国的角度，这是可以“谈判”的领域。今年的贸易战，中国打得就很漂亮。美国滥施“长臂管辖”，中国有办法来有力反制。
我对未来五年中美关系的走向保持审慎乐观。从经济利益等各个方面的角度看，现在全球化的世界也是一个越来越世俗化的世界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是越来越多的。如果还是按照过去那样，美国政府执意采取各种方式遏制和打压中国，那么中美关系就会越来越糟糕，整个世界也会遭殃。在经贸科技领域，中美两国实际上是非常互补的。美国的基础科研实力、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和生产性服务业、软件生产等具有比较优势；中国在技术应用、基础设施上具有鲜明优势。两国在制造业、农产品领域也很互补。
实际上，中美两国之间面临的主要问题，并非只是如美国所言具有很多经贸冲突特征，更为重要的是缺少政治信任。经过这几轮交往，中美双方趋向理性务实，这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。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稳定住了，世界其他方面的区域冲突、小冲突都是可以管控得住的，不会对整体的国际格局造成太大影响。
郑永年：未来，中国与美国免不了要继续斗争。如今中国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，也是靠中国斗争来的。尤其是今年年初以来美方挥舞所谓“对等关税”的大棒，把世界搞得乱七八糟。中国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“对等关税”的国家，中国做对了。
大家手中都有牌，但中国还是秉持“止戈为武”的哲学。中国找出这些牌，不是为了使用它们，而是要防止美国滥用牌，促使美国理性一点。
中美之间，会有斗争也会有妥协，这就是未来的基本盘。并不是说一点斗争没有了，确定性就在于，中美还是会斗争，但在斗争中，双方都能找到可以接受的妥协点。
我们必须承认，美国、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、第二大经济体，都很难独自承担重塑世界秩序的责任。美国也好，中国也好，缺少对方的秩序，都不叫国际秩序。美国不可能构建一个没有中国的世界秩序；中国没有可能去构建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秩序。
近期中美两国元首在韩国的会晤，就卓有成效。我们要看到这次谈判的深刻意义。以前我们说中美之间是“斗而不破”，但是这次谈判我们不仅实现了“斗而不破”，还实现了“在斗争中往前推进”，并且是往积极的方向推进。这不仅是对中美两国关系的推进，也是对整个世界秩序重塑的推进。
未来五年，中美关系将会在斗争中实现进步，即通过阶梯式递进来重塑这对大国关系。在总体方向上，中国追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和目标从来没有变过，这是确定的。中国的政策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原则，相互尊重、和平共处、合作共赢，并且中国已经准备好按照这三原则，同美方构建稳定、健康、可持续的双边关系，这是我们始终追求的目标和方向，也是确定的。
当美国意识到中国的战略定力和坚定立场，愿意与中国相向而行，愿意同中国妥善解决分歧，中美双方的竞争就会是正向的竞争，就会在管控中朝着向前、向好的方向去，而不会重蹈美苏冷战的覆辙。
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，强调的是要抓住机遇，这意味着这个机遇是外部环境赋予我们的。现在，中国其实已经强大到可以自己创造机遇了。在中美关系上，中国其实也到了可以自己去创造机遇的时候。从目前来看，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上是做得很好的，掌握着主动权。
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：“双方应该算大账，多看合作带来的长远利益，而不应陷入相互报复的恶性循环。”中国有能力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，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，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承担着大国责任。尽管世界大势已经不同于过去，但中国还是要努力追求和平与发展。
这些年，中国确实也是这么做的，我们提出了“四大倡议”——全球发展倡议、全球安全倡议、全球文明倡议、全球治理倡议。这就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国际观，也是中国重塑世界秩序的方法论。这些都表明，中国会坚定不移承担好大国责任，不仅要为建设美好中国而努力，也要为构建美好世界而努力。
武汉长江大桥。（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任勇）
郑永年：实际上，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区域冲突，既不是中国的战争，也不是中国想控制就能控制。相较之下，国内发展环境反而具有更大的确定性。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，若要追求和平与发展，就必须具备足够的实力。
对中国国内而言，这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改革、开放和创新上。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提出了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，中国发展的大势是很清晰的。
中国式现代化分两步走，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，到本世纪中叶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。到2035年，中国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，意味着我们的人均GDP要增长至2.5万甚至3万多美元。往高了算，就是“亚洲四小龙”中韩国的水平——大约3万多美元；往低了算，目前中国的人均GDP约1.34万美元，离2.5万美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但从潜力来看，实现这个目标没有问题。无论是国际形势，还是中国式现代化锚定的目标，都要求我们必须发展。
有了这个目标，应当怎么做？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就是行动指南。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强调要“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”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”，这是极大的确定性。在改革开放年代，发展是硬道理。到了新时代，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。在“十四五”时期，我国就已经提出了高质量发展。前两年，我国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，到此次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，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放在战略任务的首位，强调发展实体经济非常重要，主攻方向其实就已经非常清晰了。
传统的“三驾马车”，投资、消费、出口，很重要，还会继续产生经济活动，但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，面临新的挑战，有新的问题要解决。有人认为需要靠消费来拉动经济，提倡发钱来拉动消费，这样的想法过于简单。
尽管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拜登时期，对我国进行了多年的“脱钩”，但至去年，我国对美国的出口总额达5000亿美元，我国对欧洲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还在继续，尤其是对东南亚的出口已经占了大半。出口已经发挥了作用，而且还要发挥作用，但从现实来看，新动力需要进一步生成。
那投资呢？公路、桥梁、高速公路、高铁，通过长期的积累，这些都已经做得比较成熟。对新基建的投资还会进行，但要进一步拉动经济，也有新的课题要破解，新的局面待打开。
所以，我国在这个关键时候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，这是基于技术进步至上的产业升级，也是这次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的重点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教育、科技、人才放在一起统筹部署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，统筹教育强国、科技强国、人才强国建设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。我把这些部署统称为“大科创体系”。通过发现新的技术，把新的技术转化成为具体的经济活动，就是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。这是“十五五”期间我们可以做、也能够做的，是能把中国经济带向下一个阶段的关键路径。
湖北日报全媒记者：世界趋势中的确定性和中国自身发展的确定性，二者是什么关系？郑永年：国际政治是很现实的，一个国家如果要把握世界趋势的确定性，前提就是国内的确定性及其实力。
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模式，党的十九大报告总结得很好。我概括一下，就是中国既获得了发展，也保持了独立。这点很重要，就是中国的发展是自主的。正因为是自主的，外部变化对国内的影响就是可以积极应对的。经过数十年的发展，中国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实力来抵御和化解外部的压力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这些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都表现出了坚强的韧性。这次中美元首在韩国会晤前，特朗普使用了“G2”这个概念来形容这次会晤，这是具有深厚意味的。
（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常少华 整理）最安全的线上配资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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